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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瑞丹教會與廣東新教傳教事業(1901-1920)
第二節 傳教事業比較
清末民初時期來華的差會中，採取社會福音派進路作為傳教策略的西籍傳教士愈來愈多，他們特別關注社會救助的工作，因此除教堂傳教、也注重特別傳教事工，以及教育、醫療傳教。當時福音派雖然並不認同社會福音派所持的理念，但對於加強醫療、教育傳教的工作，傳教士也逐漸傾向支持。傳教士從多年在中國的基層傳教中體會，民智的閉塞，是傳教工作的障礙；落後的醫療，黎民百姓深受煎熬，透過當時中國需求最逼切的醫療與教育作傳教切入點，可以有更大的傳教成效。同時，這時期教會合一之聲甚囂塵上，對於與其他差會的交流逐漸增多，差會之間透過《中華基督教會年鑑》內報導，也更了解認識其他成員教會和傳教團體所開辦的教育與醫療傳教事工，加增相互學習機會。
一．教堂事工
新教各差會以先建立總堂作為傳教總站方式，不斷再建立各地的佈道區(分堂)作為傳教分站的擴展策略，而傳教總站是作為差會總部角色，決策人物大都駐守在總堂，每月到各分堂主持特別宗教聚會，如聖餐、洗禮、福音佈道會等。總堂也會派遣傳教士到分堂駐點，而牧師與傳教士負責領導、講道和主持宗教禮儀。
(一)不少大型差會的佈道區遍佈其發展區域，甚至可以有多個所屬的總堂推動各種類型的傳教事工。美瑞丹教會雖然只有一所總堂，10個佈道區(1919年)，覆蓋傳教範疇在廣州城附近(增城和番禺)相距不足100公里範圍，相互之間能遙相呼應，聯繫上較密切，也可節約人力資源。當時傳教士或華人牧師，也需要奔走各分堂主持聖禮和佈道大會。[1] 而其他大型傳教差會人手與經費充足下，可投入更多人力去推動各種事工，如北美長老會的傳教發展區域遍及海南島、東江流域和廣州三地，1919年有165個佈道區，是各傳教差會之冠。
(二) 因着傳教對象不同，教堂事工的參與人群不一，傳教士需要擁有基本的本土語言與閱讀漢字能力。如美浸禮會、巴色會均向客籍傳教，傳教士均能說客家語、或當地所流行的本地話。傳教士在開展工作前已努力學習當地語言，並能閱讀中文聖經及講道。美瑞丹教會的傳教對象雖然以操廣州話的本地人為主，而1898年起曾以福音船向操「蛋家話」漁民傳教，也曾向附近各縣鎮鄉民傳教，使用廣州話也不妨礙最基本溝通；1934年前傳教士到達廣州後才跟隨本地人學習粵語，而1935年起播道會在香港長洲設置，作為傳教士學習語言和中國文化的「學校」，在學習期間也會到各教堂實習。[2]
(三) 「總堂」最早作為差會的傳教工作基地，也同時主辦其他的社會福利工作，不少總堂也同時是一所學校、醫院、盲人工廠。各類社會福利服務，也大多同時在總堂內舉辦。自1893年起廣州河南瑞仁堂一直負起美瑞丹教會總堂角色，1912年在廣州河南建宣教總署後，總會的行政領導角色開始由宣教總署所分擔，特別在梁貴民任監督後更為突顯。而瑞仁堂則主要集中在領導與支援分堂角色：「我會在下番禺與增城四鄉共有基址十餘所，為佈道施餐等工作，常來往於其間……一九二三年一月吳子坤牧師往增城巡視各基址施餐。」[3]
[1]吳子坤：《基督教播道會來華史》，第46頁。
[2]參 Lift Up Your Eyes, Golden Jubilee, 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in South China,p.88,
[3]吳子坤：《基督教播道會來華史》，第45-46頁。
二．特殊傳教與
關懷事工
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水上傳教：主要向累世寄居江河上以打漁為生的「蛋家」艇戶傳教，19世紀中曾為多個傳教差會所關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1896-1910)，由於陸上傳教工作受阻，美瑞丹教會「啟明號」福音船在珠江三角洲開展漁民及農村的傳教事工最為觸目，是這段時期廣東省內唯一的差會所開展漁民傳教工作。20世紀初陸上傳教氣氛較寬鬆，傳教士認為陸上傳教更具效益，而漁民及偏遠地區農村傳教日後難以跟進決志信徒，花費浩大，成效不明，1911年福音船售予華南水上基督教會，為香港油麻地、筲箕灣和珠江三角洲漁民提供不同服務，藉以傳播福音。[1]其後更多團體加入行列，發展更多元化的漁民關懷工作。
(二)客家人傳教：德國巴色會在1846年起向客家人傳教，並在香港建立世界上第一間客家教會，自此香港成為廣東客家教會的發祥地。[2] 1855年，巴色會在廣東新安李朗建立傳教基地，又於廣東長樂建立另一重要據點；之後在廣東客家地區包括梅縣，興甯、龍川、惠陽等設傳教站。[3] 由於客家社群遍佈廣東省山區，數目可觀，因此是差會重點傳教的對象，其他向客家人傳教的也有英聖公會、美浸禮會、倫敦會、德信義會、循道會、英長老會。
(三)盲人學校：自出生或後天患病(當時以沙眼為主要眼疾)導至終身失去視力的兒童，在清末民初醫療不發達時期，數量肯定不少。當時在廣東地區男性盲人職業技能主要以占卜算命、擇日、問吉凶，年長女盲人不少從事神婆，「問米」(聯繫陰間親人)為業；較年輕女盲人，其一生命運極為悲慘，如僥倖逃過被父母溺殺，在重男輕女的社會，他們不少由鴇母操控，被精心打扮後強逼送進歌廳妓院，動輒受到虐打。王煜初曾為中華瞽女作《訴苦文》，文中訴說當中盲女之苦況：「吾料天下之瞽目，無有慘於中國之瞽者。而瞽中亦無有慘於盲女。當其學淫詞歌曲也，教之者百般虐待。故夜間不敢留一刀一索於其臥房，甚至束褲之帶亦撤之，蓋恐其自縊也。及學成彈唱之技，則限其每晚要賺錢若干，方得回歸，則其愁慘之情形，可一言以蔽之曰，迫其作無恥事，強售其身靈於魔鬼，其凄涼尚有甚於此乎!」[4]王煜初感慨盲女在僅有的殘軀下，還要出賣靈魂，被肆意剝奪精神的純潔，生不如死。傳教士都很同情他們，最早為這群體開展事工；另一方面，傳教士也是受到聖經記載耶穌很關愛盲人，曾治好過不少盲人的神蹟所啟發。[5]
廣州的盲人學校始於光緒十五年(1889)，先由廣州博濟醫院北美長老會女傳教士醫生賴馬西(Mary Niles)開創，她曾在所屬差會月刊發表《廣州盲女》(Blind Girls in Canton)一文，用圖描畫六名盲女乞丐一手持杖，另一手搭着前面盲女的肩膊，在廣州街上結隊緩緩而行的情景，十分令人同情。[6] 賴馬西對盲女在妓院的悲慘景況也有所了解，於是在不顧差會反對下發起關注盲人服務，並私下收養4名幼年盲女，送入該院附屬女塾讀書。光緒十七年(1891)賴馬西不斷推動下，最早建成第一所廣州明心瞽目院，提供盲人教育、職業訓練。宣統元年(1909)由美浸信會威靈女士(Miss Lula Whilden)在廣州寺貝通津開辦慕光瞽目院，並得到美國藍山大學的資助捐建。[7] 傳教士從西方引進發展理念，以培訓盲人學習一門手藝技能達自食其力為目標，學校課程包括音樂(彈琴、唱詩)、聖經和衛生等課，男生學習做髮刷和衣刷，學編筐子和竹簾、掃帚、草鞋和棕萋衣；女生則學編織毛線和棉織衣物。[8] 當時又引進「布萊點字法」，藉此盲人可以讀書識字，經受訓後不少都有很好的出路，如盲人學校老師、音樂老師、紀錄員、佈道員傳教工作。[9]提供盲人服務需要有專業的指導人員與相關輔助工具配合，並需要為服務作長遠財力和人力承擔，不是一般小型差會有能力開展。
在廣州、香港、澳門、曲江、高要、梅縣均設有教會盲人學校。[10]除上述提及過北美長老會廣州明心瞽目院，美浸信會廣州慕光瞽目院外，也有英聖公會在香港辦的盲人學校、德信義會在廣東北部韶州喜廸堪盲人學校、聖道會肇慶瞽目女校。其他也有喜迪堪會1912年在廣東嘉應(梅縣)創辦的心光女校、1907年巴色會在廣東韶州辦德華盲女學校。[11]香港也有一所心光盲人學校，1897年由德國喜迪堪會委派女傳教士布絲樂來香港，在西環購置屋宇收容失明女童。喜迪堪會在香港的傳教和盲人服務繼續至1919年，由於該會啟動了大眾對盲人的關注，其服務精神一直延續至今。[12]
(四)人力車伕傳教：1917年起由信徒張佐基在廣州東川路獨自開展這項傳教事工，及至1920年由美瑞丹教會接辦，傳教對象後來也擴大包括從事搬運的苦力工人。1924年，美瑞丹總會為這群體捐獻教堂，初名「基督教苦力佈道會」，由於建立在廣州東川路，後改名為「東川堂」，[13] 後曾開辦福華學校，有40名學生，提供小學課程。
[1]《上世紀兩個差會的互動和合作「華南水上基督教會」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基督教週報》，第2501期(2012年7月29日)
[2]參見李志剛：《〈香港客家教會(巴色會)之設立及其在廣東與北婆羅洲之傳播〉》，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1994。轉引自冷劍波：《巴色會與廣東客家人下南洋關係考略》2014年,汕頭大學學報。
[3]冷劍波：《巴色會與廣東客家人下南洋關係考略》2014年，汕頭大學學報。
[4]薛姑娘：「心光書院實錄」，《德華朔望報》，1911年6月，第85期，第1頁，轉引自郭衛東：「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女子盲人教育」，《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第83頁。
[5]參《聖經》1.馬太福音九：29-30；2.馬可福音八：23-25；十：52；3.約翰福音九：6-7。
[6]參蘇精：「廣州女傳教醫生賴馬西與明心書院」，《西醫來華十記》，元華文創，2019年，圖8-2賴馬西繪廣州女性盲人群像(1889)。
[7]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州市志》卷十四，廣州出版社，2000年，第90頁。
[8]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下卷，原中華歸主修訂版(1901-192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940頁。
[9]同上，第941頁。
[10]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 ，上卷》，第361頁。
[11]郭衛東：「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女子盲人教育」，《文化雜誌》第57期，2005年，第81-82頁。
[12]參《香港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https：//www.ebenezer.org.hk/ebenezer/chin/AboutUs_History.html,2019年11月9日。
[13]Lift Up Your Eyes, Golden Jubilee, 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in South China, pp.42-44.
三．教育、醫療傳教
事工
(一)教育方面
1905年滿清廢除科舉制後，建設學堂，加入西學知識，但民間仍保留自雇老師授課的私塾，不少設在家廟旁邊，廣東地區稱為「卜卜齋」。學堂與私塾均授予四書五經等典籍，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為目標。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清學部規定教育宗旨：「學堂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培養通材，首重德育；並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實諸端定其趨向。」[1] 及至民國後，學堂改稱為「學校」，有公立和私立小學設置，私塾仍然個別存在。1926年(民國十五年)國民政府大量發展小學，全力取締私塾，事實上，1928年(民國十七年)11月廣州失學兒童仍有11,229人之多。[2]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清政府頒佈「癸卯學制」，以初等教育為9年(初等小學堂5年，高等小學堂4年)。民國元年(1912)，教育部頒佈「壬子癸丑學制」，定立初等教育為7年(初等小學4年，高等小學3年)。民國十一年教育部又頒佈「壬戍學制」，初等教育定為6年(初小4年，高小2年)。[3] 至民國十六年蔣介石管治時期，教育部定立學校以「忠義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為學校信守準則，以「禮義廉恥」為校訓，以黨義課作為媒介，對學生進行思想與道德教育。[4]
19世紀初傳教士來華時，起初對辦學並不感興趣，差會亦只允許傳教；另一方面，中國人對福音也不感興趣，傳教士在不斷調整傳教策略中領悟到教育事業可以幫助傳教工作的發展。自同治十一年(1872)起，廣州的新教差會已開始辦學，初期多學習宗教和西方知識，民國以後，以開辦中學為主。[5]早期差會辦學是專為教徒以及其兒女而設，在傳教士家中或教堂開設小班課堂，聖經課是主科目，也延聘老師講授《千家詩》、《幼學瓊林》、《唐詩三百首》等，[6] 同時學習儒家《四書》、《五經》；另一方面，傳教士目的也讓教徒可學習聖經，同時也能培養和訓練一批助手，協助與傳教有關的工作。[7]傳教士認為教育是福音佈道的良好媒介之一，學堂內可以營造濃厚的基督教氛圍，以收潛移默化之功效。
因此，美國差會十分強調以教育事業作為傳教方式，大力擴展私立小學，他們擁有全國教會初級小學學生總數的一半以上。[8]初小學生人數最多的是美浸禮會，有3,515人，初級小學平均每班人數28人，而高級小學為59人。民國時期教會學校發展極為快速，尤其是高級小學教育，學生人數增長明顯。可見這時期的識字率提高，民間要求更高的教育水平。
美瑞丹教會初來華時，堅持教會首要任務是使人歸信基督，辦學並不是傳教士來華的目的，而只能作為傳教工具，且並不認同兩者可以作出調和。當時在華差會持這觀點不少，他們甚至有「反智」的傾向，認為知識是世俗事，會成為聽眾接受福音障礙，同時也不接受用差會經費來辦學，[9] 更不同意開辦社會救助服務。但這種觀念在20世紀初逐漸有所改變，因為教育傳教成效日見，對辦學內容也比較重視知識性，這與這時期來華傳教士教育水平提高有關，他們對教育工作重視，同時認同接受教育是人類基本權利。事實上，1908年起，美瑞丹總會在美國註冊後，在1910年起把廣州傳教事工納入海外傳道部範圍管轄，於是對傳教士學歷有統一的水平要求，並制定人事任命需按學歷、才能等條文，[10] 就美瑞丹教會現存保留的記錄所知，這時期被差派的傳教士較過去受過更多正規神學訓練，1920年代起傳教士曾進入慕廸聖經學院共6位，當中如梁貴民有學士程度、嘉理信有碩士程度。[11]
早在1891年，美瑞丹教會在瑞仁堂開設私塾「世光小學」，學生是教會信徒的子女。其後在20世紀起陸續在增城和番禺各分堂也設立初級小學，目標轉向農村較貧窮人群。在1905年再開辦「蒙學書塾」，[12] 1910年在廣州瑤頭建女學塾。[13] 1920年起，多位美瑞丹會友接辦世光小學，改名為「大光學校」，[14] 這與當時社會上醞釀要求華人接收教會辦學教育權有關。1920年後除了一所大光學校在教育部立案外，其他都是設在教堂內的初小班，20世紀初期教會資源主要投放在福音船、開辦福音堂的直接傳教事工上。《中華歸主》在1919年統計美瑞丹教會有1所高級小學校，人數20人(作者注：指世光學校)以及6所初級小學校，人數155人(作者注：即設在番禺、增城分堂的初小)，總學生人數共175人。及至1930年代，播道會大力投入發展廣州經學院，培育本地傳道人員，推動本土化神學教育；抗戰前後為失學兒童開設學校，直至1949年前全面遷港為止。
(二)醫療方面
受到聖經中記載耶穌曾治癒不同的病患者，包括患血漏病婦人、瘸子、長大痳瘋、癱瘓、枯手患者等，發展醫療傳教事業是各差會所支持。清末公共衛生常識缺乏，各地又常發生饑荒、疫症，20世紀初中國城市工業化開始發展，很多工人都因工廠的安全意識缺乏而患上職業病。童工和婦女在紡織與製造業工廠，長時間在空氣混濁環境下工作而患上職業病人數極多。醫療可解除病人苦痛，有效建立醫者與病人的信任，於是傳教差會開始引入醫療傳教，並從社會基層入手，從中訓練一批本地醫療人員為助手，19世紀末廣州博濟醫院均有培養本地西醫。而西方醫學在18至19世紀在發展上有不少的突破，所以也成為很多差會所專注的工作，而傳教士這時期也引進現代的西醫治療方法。
廣州是中國最早引入西方醫學的城市，1828年英東印度公司傳教醫生郭雷樞(Dr. Thomas. R. Colledge)設贈醫所；1835年美國人伯駕醫生(Dr. Peter Parker)受海外傳道部派遣，在廣州十三行設眼科醫局，該醫局後成為博濟醫院(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前身)。1897年美國人嘉約翰醫生(Dr. John Glasgow Kerr)建立中國第一所精神病醫院名「惠愛醫院」；1899年，美長老會女醫生富馬里(Dr. Mary H. Fulton)開設廣東女醫學校和道濟醫院，1901年兩廣浸信會在廣州開設宏濟醫院。[15]由於醫療需求很大，教會醫院在慈善事業中佔第一位；同時，中國人對醫療事業的捐款比其他事業為多。[16] 廣東省的教會醫院有39所，外國醫生59人，中國醫生67人，有15個差會所分屬。[17] 以長老宗各差會，包括英長老會、北美長老會各有醫院6間與8間，病床數目是648與809，規模最大。這些差會所建設的醫院大都分佈在香港、廣州和汕頭為主，其他集中在廣東省東部。[18]
當時醫院都集中開設在條件較好的城市中，省內分佈並不平均，很多住在山區病人仍得不到治療，有重病仍要走很遠的路到鄉鎮或城市求醫。差會所具備的資源、傳統與經濟能力是十分關鍵的，如最早入華傳教的倫敦傳道會，由英國利物浦的外科醫生洛克威廉(Dr. William Lockhart)在1844年至1858年在上海創立醫院，又在1861年在北京創辦「倫敦傳道會醫院」(London Missionary Hospital)。因着倫敦傳道會的傳統、策略上注重醫療工作，加上其經濟能力較強，能相繼在中國大城市如廣州、上海、武漢、天津、北京建設多間醫院開展服務與傳教工作。[19]
美瑞丹總會在醫療方面原缺乏人力資源，一直無能力開辦醫療服務。但在抗戰時期(1938年至1945年)，當廣州淪陷於日軍手中期間，醫療的需求很大，播道會有兩位華人信徒能夠擔任醫生與護士，並得到紅十字會的支持，於是在小港堂內開設「小港路禮拜堂播道會贈醫部」，戰後仍持續服務市民，每週有約800人診症，[20]並開設恩光留產院(1947年)，等候診治時有專人向求診者談道，這兩項事工一直維持至1949年遷港前。播道會發展醫療與教育傳教，自此逐漸成為其傳統一部分，直至遷港後仍保留這方面傳教工作。
聖經多次記載耶穌治好長大痳瘋的病人，也提及到耶穌對痳瘋病人「動了慈心」。[21] 可以預期不少差會也會專注醫治照顧痳瘋病人。這段時期，有差會在北海(今天屬廣西省)設痳瘋病院；在東莞設痳瘋病人居留所，也有差會在廣州城外置痳瘋村，後與禮賢會在東莞所設之痳瘋病院進行合併。[22]
在民國以後，醫療傳教發展最大的突出之處，就是差會引進了西醫藥教育，培養本地西方醫療專門人才；另一方面，西醫的實用性得到本地人認可與接受，地位急速上升。過去對西醫的誤解，認為醫生以迷藥誘人入教，「剜眼剖心」以製藥等種種訛傳在主要沿海城市如廣州、上海等地已經不復存在。郝先中、朱德佩認為「西醫入華，歷經百年風雨滄桑，民眾對西醫的態度產生了巨大變化，表現出空前的熱情，並形成穩固的西醫觀，這種觀念也在客觀上為中國現代醫療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心理根基。」[23] 接受全面西醫培訓後回國者不少，直至1919年，全國有中國籍男西醫407名，女西醫56名，中國籍護士469名，當中不少透過教會或傳教士保送安排出國，也有不少在本地傳教士創設的醫院受培訓，所以《中華歸主》形容這方面的增長，是近十年來基督教醫療事業的特色。[24]
[1]海珠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海珠區志(1840-1990)》，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8-519頁。
[2]《廣州市市政府統計年鑒》第一回，廣州市政府，民國十八年，第212頁。
[3]海珠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海珠區志(1840-1990)》，第519-520頁。
[4]同上，第519頁。
[5]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州市志》卷十四，第37頁。
[6]同上，第38頁。
[7][美]傑西、格、盧茨著，曾巨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第13-14頁。
[8]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 ，上卷》，第97頁。
[9][美]傑西、格、盧茨著，曾巨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第14頁。
[10]謝以信：《飛躍古今》，第95頁。
[11] Light a small candle.p.136.
[12]吳子坤：《基督教播道會來華史》，第21頁。
[13]同上，第22頁。
[14]同上，第27頁。
[15]參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州市志》卷十五，廣州出版社，第249頁。
[16]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 ，上卷》，第96頁。
[17]同上，第359頁。
[18]同上，第360頁。
[19]「香港醫療傳道的使者—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基督教週報》第2839期(2019年1月20日)。
[20]《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六十周年紀念特刊》。
[21]參《聖經》馬可福音一：40-45；其他有關耶穌醫治痳瘋的病人：路五：12-13；路十七：17-19；太八：1-4。
[22]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 ，上卷》，第360-361頁。
[23]參郝先中、朱德佩：《清末民初中國民眾西醫觀念的演變與發展》，《史學月刊》2010年第8期， 第115-120頁。
[24]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上卷》，第96頁。
